上仙的个人空间

《档案》播出时间：每周一至周三晚23：16 12月13日上午10时，中央按照逢10周年规格，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2001年12月的南京，凛冬将至，天气越来越凉，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和往常一样，端坐桌前，做着日常工作，这一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跟平常一样。
突然，门开了，进来几个人，手中还捧着一本泛黄的书本。为首的人开了口：“郭老师，这是我们整理金陵女大零散档案时候发现的，可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您给看看吧”。
郭必强接下档案，开始翻看，发现这似乎是一本日记，封面上写着：“1937年，1937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记”，其中的部分文字是这样写的：“我心酸了，将上四个月，南京城就没有（平静），并且南京城只打了三天，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因日兵百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
日记一共大约三万多字，郭必强一口气读了下来，时而拍案而起，时而沉默良久，心情似乎跟着写日记的人一起，无奈、愤怒、悲痛。
这本日记有何特别之处呢？ 2001年年初，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始整理金陵女子大学遗留下来的上千份零散档案，这其中，多是一些工会、财务等等的校务资料，工作人员面对那些混装在大口袋中杂乱无序、落满尘埃几十年的档案时，谁也没有想到其中会深藏珍宝。
当工作人员从大口袋中倒出了几包捆扎着的档案，陈年的灰尘漫天飘扬，散落出来的一本日记深埋其中，可这本泛黄的日记本，实在普通得很，并没有第一眼就引起人注意。
一年过去，在细致整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才终于发现了它的存在，并交给了当时国家第二档案馆的研究员郭必强进行研究。
六朝古都的南京市内，一所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坐落其中，静静矗立于南京市鼓楼区的宁海路上，如今人们唤它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而它曾经的名字叫做，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郭必强看到的日记就来自于此。
郭必强每每走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里时，总会感觉那段历史离自己并不遥远，因为这里的环境、建筑，几乎都跟自己当年看到的那本日记中描述的一样，只是岁月变了样子，变得不再痛苦，但记忆还在。
根据那本日记中的记载，八十年前这里的样子现如今在郭必强眼中也历历在目，尽管他没有亲身经历那段历史，却能因为一本日记感同身受。
这本日记给予郭必强的震撼不仅仅来自于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非凡，因为这是首次发现的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当意识到这一点时，郭必强难掩心中的兴奋之情，以他多年对于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研究，他深知，这本日记对民族甚至世界都会产生震动。
动荡，是1937年南京的状态，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家破人亡。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边的大型组合雕塑名叫“古城的灾难”，它用一种近乎恐怖的方式铭刻着那一段历史。
这是后人记录的方式，而南京大屠杀最直观的记录者，还是亲历者的日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在少数，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人士从第三角度写下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从加害方角度写下的《东史郎日记》等等，诸如此类，他们以日记这种文体，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了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反人类、反人道的累累罪行，它们也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有力的证据，在指证侵华日军罪行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方的见证日记有了，加害方的见证日记也有了，可是中国作为受害方的亲历者日记呢？ 2001年以前，一片空白，从2001年郭必强见到金陵女大的日记开始，这个缺失才被补上。
在郭必强看来，这本中国人的日记能从1937年的南京得以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试想一下，日记的记录者，亲眼目睹亲人、同胞惨遭杀害，在没有安全环境的保护下，偷偷记录并且将其埋藏几十年，使日记成为证据，重见天日，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切让这本日记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我们看到的那么多外国友人记录的日记，更多的是对于受难人民的同情和侵略者的气愤。
而相较于这些日记，郭必强看到的中国人日记，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更是当时中国人自己作为受害者、苦难者的情感体现，这本日记的字里行间都渗着血和泪，它不再是旁观者给予的同情，不再是加害者表达的忏悔，而是最深刻的遭受侵略者蹂躏的痛感和愤怒。
金陵女大的日记重见天日之后，与其他方的日记相互印证，形成了南京大屠杀完整的证据链条。
1937年12月16日，这一天，身处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中午刚过，一小股日本兵从原医务室的边门进来，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把唐的兄弟抓走。后来他们沿路而上，要求从洗衣房的门进来，我也及时赶到了。”“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李先生被抢去55美元。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
那么在这一天，金陵女大的那份日记中又是怎么说的呢？那份日记的原件现存于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经过沟通，我们从档案馆中请出了这份档案，一起来看一下。
这份日记在12月16日这天写道：“下午又来（日）兵把小童的兄弟带去，说他是兵，两次都是华保下来的。”“这次（日）兵遇到了李先生，抄他身上，把他的五十块钱拿去了，还打他一耳光。他不应该把这许多钱放在身上，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对他说要小心钱。早上，七百号李司夫【师傅】，也抄去他的十块钱。”
这本日记当中的华，指的就是魏特琳，华群是魏特琳的中文名字。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1937年，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中就有魏特琳。
诸如此类与《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等相互呼应的篇章，在这本日记当中不胜枚举，这些不同方面的日记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事件，存在于世界的记忆当中，这是首次发现中国人自己写下南京大屠杀日记的价值体现。
在郭必强看来，金陵女大的日记是首次发现的中国自己写下的南京大屠杀日记，可是，这么多年来，在金陵女大日记被发现之前，难道就没有发现过其他中国人自己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吗？其实是有的，例如蒋公毂先生的《陷京三月回忆录》、陶秀夫先生的《日寇祸京始末》等等都描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情景，这些日记都在金陵女大的日记之前就已经被发现。
面对这样一本情感饱满、震撼人心，同时又具有着传奇意义的日记，郭必强对它研究的渴望，远不止仅仅停于发现阶段，他还有太多疑问，他强烈希望弄清楚日记背后的故事。
那么这么重要的一本日记，究竟是何人所写呢？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金陵女大的旧址所在地，此时寒冬已至，落叶纷飞，但校园的风韵丝毫不减，不反观历史，谁又能想到，这般美好的地方，80年前却是人间炼狱的见证者。
为了找到日记的作者是谁，郭必强曾多次来到这里，渐渐地，他有了一些自己的判断。
1937年年底的南京，满目疮痍，只有安全区内相对安全，南京的安全区，是由当时金陵大学的董事长杭立武倡议设立，范围包括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在内的大片地区，作为救济收容难民的场所，而管理的机构则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在其中担任主席。借由西方人的帮助，安全区才能相较而言生命威胁小一些，可以说，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诺大的南京城，只有安全区里相对安全，有记录日记的环境和条件。
所以，要满足郭必强提出的前提，日记的作者应该是生活在安全区内，与西方人关系很近的文化人。
有了初步的判断，郭必强当时的考证从我手中这本日记的封面开始了，日记封面上写着：“1937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记”，落款是“陈品芝”。那么这个陈品芝是谁呢？这里还有一份档案。这是1936年的《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职员名录》，在这里，我们能看到，“陈品芝，福建闽侯人，本学院理学士，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哲学博士”，教的科目是“生物学”。
这样看起来，这个陈品芝是非常符合郭必强的判断的，生活在安全区，并且有文化、有创作条件，日记封面上还明确落款，看来日记的作者应该就是陈品芝了。
可郭必强仔细观察了日记，却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本日记的内页用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信笺公司印制的元书纸，但封面却是黄色石纹硬纸，而且内页中的字迹与封面字迹看起来也并不相像。
这本日记究竟是不是陈品芝所写，还是另有其人？ 从日记的记载来看，程瑞芳的孙子当时已经可以在金陵女大中参加服务团，带难民到住的地方，每天上下忙碌，由此可以判断，她的孙子当时能独立做很多事情，应该已经超过十岁，所以三十来岁的陈品芝肯定不会是日记的作者。
陈品芝不是日记的作者，那日记的作者究竟是谁呢？这成了郭必强眼下研究的第一要务，金陵女子大学中写的日记，当然还得从学校里的人当中找。功夫不负有心人，郭必强从成堆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职员录》，也就是我手中这张，在这份表中，列出了6位留在南京的教职员名单。郭必强猜测，日记的作者应该就在其中。
那可能是哪一个呢？这几个人当中惠迪穆为美国籍女性，陈斐然、李鸿年是三十多岁的男性，而邬静怡女士当时也只有三十来岁，只有这个程瑞芳，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符合日记中的描述，也符合有文化并且相对安全的前提。
程瑞芳，原姓乐，后随丈夫姓程，1875年出生，湖北武昌人。天主教圣公会成员、中华护理学会会员。1894年毕业于武昌护士学校，在美以美妇产科医院任见习看护3年，后任该院病区主管。1910年至1916年在圣希里达女子中学当舍监，后出任圣希里达附设子弟小学校长，1924年应邀到南京担任金陵女大舍监，负责管理学生宿舍和食堂。
了解了程瑞芳其人之后，郭必强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个人的身上。但这一切目前还只是猜测。
要怎么才能确定，这个程瑞芳究竟是不是日记的作者呢？ 2003年的夏天，江苏省公安厅笔迹鉴定中心迎来了郭必强一行人，他们带着程瑞芳和陈品芝两人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复印件，以及日记封面和内页的复印件，进行正式的笔迹鉴定。最终的结果令郭必强他们兴奋不已。
经过鉴定，日记内页的笔迹确实是程瑞芳的，而封面的字迹为陈品芝所写，也就是说，日记的作者确定是程瑞芳，而陈品芝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代为保存。

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依旧保留着80年前金陵女大的样子，程瑞芳在日记当中常常提到的“一百号”到“七百号”的楼房号，80年来也从未改变。
我们可以想象，窗外是震天动地的炮火，屋内是一老妪挑灯疾书的背影，这样的画面透着多少无奈，一个老妇人，看到同胞被残害，看到尊严被践踏，她能怎么办呢？她唯一能做的，只有记录。
1937年12月17日，这是程瑞芳笔下最黑暗的一天，“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

这一天，侵华日军的“屠夫”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侵华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前还不敢侵犯安全区，到这一天，他们已经无所顾忌，收容了众多妇女儿童的金陵女大安全区反倒成了他们的目标。程瑞芳努力地守护着安全区里的1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程瑞芳写道：“白日来过四次，南山二次，鸡子的地方一次，未想来【到】晚上会来的。”
程瑞芳未曾想到，这天的傍晚，日本兵又来了。两个日本兵在学校的中央大楼前砸门，他们坚称楼内有中国兵，要求把门打开。
负责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称身边没有钥匙，并指着挂在院子里的美国国旗对日本兵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利进来”。
这一段历史在电影《南京！南京》中有所呈现，魏特琳原以为，美国国旗能够让日本人明白，这里是美国人的地方，能阻止他们行凶。没想到的是，一个日本兵举手就掴了魏特琳一个耳光。这一天，一向受人尊敬的魏特琳在日本兵面前没有了尊严。
这件事情在程瑞芳的笔下是这样描述的：“到一百号门口遇见他们，对他们说没有兵，有一（日）兵打华一耳光。”
为什么魏特琳和程瑞芳如此紧张害怕日本兵进入？ 楼里虽然没有中国兵，但有中国姑娘，还有这些尚未藏好的为伤残军人缝制的棉衣。被收容在学校里的女难民很多都住在这栋楼里，她们利用闲暇时间，为中国军人赶制了许多入冬用的棉衣。这些军衣可绝不能让日本兵看见！
见日本兵硬要闯，魏特琳只好带他们从侧门进去，去了几个储备物品的房间。好在搜索的并不详细。就在魏特琳准备松口气时，另两个日本兵绑着三个金女大的工友向校门走去，魏特琳赶紧跟上前去，一直跟到了学校大门口，魏特琳这才发现，几乎所有的金女大员工都跪在那儿。
幸亏国际委员会的人及时赶到了，日本兵这才走了。就在日本兵的离开的时候，魏特琳发现，在学校的侧门，一群哭泣的女人被推搡着，带上了日本人的车。
这一切竟然是日本兵的诡计！他们假装搜查中国兵，把金女大所有负责人都骗到了学校门口，其余的则潜进楼内挑选姑娘。
在这一天日记的结尾，程瑞芳写下：“每天晚上外面四处烧，下关一带似的人不少，中国人为何要做【遭】这种罪？”“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不）心酸，死后真苦”。
程瑞芳日记里描述了很多同胞被残害的情景，有的痛失爱子，有的夫妻别离。郭必强在研究程瑞芳日记的时候，从她的笔迹中探寻到了一丝她的心境。程瑞芳日记当中的笔迹有一个特点，墨迹有深有浅，总是从深写到快没有墨水了，突然墨迹又深，再变浅。



程瑞芳用的是蘸水钢笔，也就是说，她在写日记时不是经常去蘸墨，而是写到没有墨时才蘸一下，这样的笔迹想必是要抒发的情绪太多，需要释放，难以停止。
而她的笔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篇章能看出来是分了几次才完成的，这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当时一定是遭遇到某些动荡打乱了写日记的思绪，不得不停笔，可见程瑞芳身处的环境之恶劣。
程瑞芳的日记止于1938年3月1日。
后来程瑞芳的日记去了哪里，又为什么会被陈品芝加上一个封面呢？ 程瑞芳1965年才在武汉去世，按理来说，她完全可以自己保留这份日记，为什么却辗转到了陈品芝的手中？
1936年和1938年金陵女大的教职员表，上面很清晰地记录着程瑞芳的各项信息，但是从1939年之后，金陵女大的相关档案中，却再也找不到关于程瑞芳的记载。那么，她会去哪了呢？日记的走向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中，有一面人名墙，上面记载着万千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陨落的生命，这面墙也被人称作“哭墙”，由于无数亡魂的哭泣，也因为他们后代祭奠时的哭泣，在这些死难的同胞里面，很多人的性命由于时代的动荡，已经无法考证了，只能留下一个某某来代替。
这面墙只是1937年南京苦难的一个缩影，上面记录的名字只是南京大屠杀中失去生命的一小部分人，更多的人甚至不曾被认出，只留下一堆白骨。但，罪恶终有所报。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战日本战犯。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
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并且成立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组，专程赶赴南京，调查侵华日军的罪行，经过艰苦有序的调查，获取了许多重要的证据，并将证人带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这其中，出现了一份特殊的证词，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证词呢？
1946年的远东军事法庭，程瑞芳虽没能亲自去，但她的证词却出现在了法庭之上：“我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了1万多妇女和儿童。”
之后的证词中，她列举了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最后，她写道：“我愿签名盖章证明此事，1946年4月8日。”
为什么程瑞芳没有出现在法庭之上，亲口指证侵华日军的罪行呢？那时的她又在哪里呢？ 根据郭必强的判断，1939年之后程瑞芳已经从金陵女大退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在档案馆中找到1939年后有关于程瑞芳的记录，但那时的程瑞芳任然生活在南京。直到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征集侵华日军的罪行证据时，71岁的程瑞芳，虽有心亲自前往东京的远东军事法庭，但由于身体原因而无法远行。
只能以证词的方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指证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1952年，程瑞芳回到了湖北武汉的老家生活。1964年，程瑞芳90岁大寿，心中仍然惦念金陵女大，这一年，她受邀再次回到金陵女大旧址，最后一次行走在其中。1969年8月，程瑞芳在武汉去世。
程瑞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记录的日记是不是一直保存在自己的身边呢？日记的走向和程瑞芳本人的走向是不是一致的呢？她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写证词时，为什么没有拿出这份日记呢？ 郭必强想到，日记的封面上写着陈品芝的名字，那也就是说，程瑞芳日记完成之后，并不是一直保存在她的身边，而是辗转到了陈品芝的手中。这其中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日记后来又是怎么样封存到二档当中呢？
郭必强翻阅了大量关于南京安全区的记录，以及当时金陵女大中的职员留下的回忆录，找到了一种可能性。
1937年，金陵女子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陈品芝等人也随之前往成都管理学校的各种事情，那时候从南京去往成都的物品、人员等基本都是一条线路，从南京出发到上海的美国领事馆，由美国领事馆派出美国军舰走长江抵到成都，这是最安全的路线。
程瑞芳日记的走向虽然目前没有定论，但最有可能的线路想必就是这条。
郭必强判断，当时南京城的状况，一旦侵华日军发现了程瑞芳的日记，一定会将其毁灭，程瑞芳的性命也会不保，出于安全考虑，程瑞芳可能是委托了国际友人将日记通过那条安全线路运到成都。
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时，程瑞芳为什么没有拿出这份日记，郭必强猜测，很可能因为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中，通讯不畅，程瑞芳自己也已经不知道日记的下落了，所以日记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成都的金陵女大迁回南京，这本日记想来也是那时，重新回到了南京的金陵女大当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动荡的岁月终得以平静，金陵女大在新中国的怀抱下续写着它的故事，3年之后，金陵女大因院系调整改为南京师范大学。而程瑞芳日记也随着金陵女大的众多档案在上世纪60年代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封存与整理。
从1938年到2001年，这本日记经过几十年的颠沛、埋藏，程瑞芳日记终于重见天日。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到了归属。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档案具体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
程瑞芳日记等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申遗过程，郭必强全程参与其中，尽管中间遇到种种困难、种种压力，郭必强也从没有想过放弃，对于他而言，这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要承担的义务，他希望这些档案能被更多的人知道、了解，甚至铭记。
2015年10月4日到10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会第12次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在两天的会议当中，14位国际咨询委员对新一轮候选世界记忆名录进行了讨论，后将建议入选名单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最终审议。
9日晚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当中，关于二战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只有两份，《安妮日记》和《程瑞芳日记》，他们与其他证据一起，形成了清算二战罪魁祸首的强有力的文字证据链，给予否认历史的无耻行径重要一击。
南京大屠杀如今已经过去整整80年，对于那段历史，中国人选择宽恕，但绝不会忘记，它已深深铭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而当《程瑞芳日记》等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民族记忆终成世界记忆，深深存于人类的共同记忆当中。